
作者:黃衛超
黃衛超,字保人,號護花主人。小學語文科教師,文史哲愛好者,以弘揚國學為己任。有《哀江南賦讀本》、《古文繪本系列》、《古詩詞繪本系列》、《兒童文學繪本系列》、《西洋經典文學繪本系列》、《古典小説繪本系列》、《宋話本繪本系列》、《古典文學論叢系列》等著作。



《快樂是啞巴,痛苦是演說家 ---- 眼淚是最好的墨水》
《詩可以怨》出自錢鍾書先生的《七綴集》,是一篇學術論文(演講稿)。內容引經據典,集中探討中西文學理論、比較詩學以及創作心理學等。這個繪本採用「圖像散文」(Visual Essay)的形式,將錢鍾書先生「博喻」的特色視覺化,就像一場機智的脫口秀。繪本以「導覽員Q先生」(錢鍾書先生的漫畫形象)的角度帶領讀者從五個「展廳」探究一座情感與詩歌的博物館。繪本的視覺風格為墨戲 (Ink Play)與煉金術 (Alchemy)。

引言:夫子的一言蔽之
孔子說詩可以「興觀群怨」。
現在導覽員Q先生告訴我們:今天我們只談論「怨」。
就好像在一個盛大的宴會中,人們張大嘴巴大笑,但嘴巴裏吐出來的不是文字,而是輕飄飄的彩色泡泡,泡泡飛到空中就馬上破裂了(快樂是短暫或無語的)。
第一展廳:沉默的快樂
論點:快樂很難寫出好詩。「樂」是啞巴,因為人在快樂時只想笑,不想寫作。
喧囂的痛苦
論點:痛苦讓人想說話。痛苦像重物壓在人心上,不得不喊出來。
「痛」令人有很多話要說。
第二展廳:不平則鳴
韓愈的理論:物體
不平靜,就會發出聲音
(如鐘、如水)。
假想有一口巨大的銅鐘,如果鐘面是平滑的,則敲不出聲音;如果鐘面是凹凸不平的(充滿了生活的坑洞),就能敲出震動的波紋,譜成美麗的詩篇。
中西對談:跨越時空的下午茶
西方的哲學觀點(尼采、弗洛伊德)可用來互相印證中國的詩詞理論。
餐桌上,左邊坐著司馬遷和韓愈;右邊坐著歌德和繆塞(德國和法國詩人)。他們正在喝茶,茶壺倒出來的卻是「墨水」。他們彼此交換了名片,大家名片上的銜頭都寫著:「痛苦專家」。
第三展廳:窮與工的辯證
論點:是「詩能窮人」還是「窮而後工」?是寫詩讓人變窮,還是窮了才能寫出好詩?

寫詩創作循環圖:當一個胖子(富人)開始寫詩,隨著他寫出的詩越來越美(發光),他的身體將越來越瘦,衣服越來越破,最後他徹徹底底變成一副發光的骨架(詩魂)。


詩神的嫉妒
古人認為天機不可洩露,詩寫得太好會折壽。
雲端之上,「命運之神」正拿著算盤替凡人算帳。看著下界那個寫出好詩的詩人,「命運之神」皺了皺眉頭,把詩人原本的「福氣籌碼」拿走,換成了「靈感籌碼」。
第四展廳:社會之怨 vs 個人之怨
從關注政治層面的怨
(小雅),到關注個人
命運的怨(離騷、西
方的悲劇)。
當目睹過千軍萬馬的戰場,詩人會情緒高漲,大聲吶喊(社會之怨)。當深夜獨處臥室,詩人看著鏡子裏衰老的自己,會悲傷得垂下淚來(個人之怨)。兩邊的淚水最後能匯聚成一條河流。
蚌病成珠
著名的比喻:痛苦之於詩人,就像沙礫之於蚌。
當一隻巨大的蚌正在痛苦地扭曲著的時候,蚌殼裏包裹著的是一顆顆尖銳的沙礫(「失戀」、「貶官」、「生病」)。經過歲月的沉澱,當蚌殼打開後,沙礫頓時變成了一顆巨大圓潤的珍珠(「絕世好詩」)。


詩人的大腦像一個高壓鍋,指針常常指著紅色的危險區域。當詩人拿起筆,筆尖就像一個洩壓閥,黑色的蒸汽會從中噴發出來,然後在紙上凝結成美麗的花朵。
壓抑與昇華
弗洛伊德的觀點:寫作是一種發洩,像把身體內的毒氣排出去。
為何我們喜歡讀別人的痛苦?
論點:這有關讀者的殘忍與審美觀,我們能從別人的眼淚中獲得藝術的享受。
就像劇院觀眾席的觀眾們拿著望遠鏡,津津有味地看著舞台上的詩人被「命運」不停鞭打。觀眾的眼淚流到爆米花桶裏,結果變成了糖果。「把痛轉化為美是人類奇特的本能。」
最後展廳:沉默的邊界
有時候有些痛苦大到無法言說,這時連詩歌也無能為力了!
正如這時的Q先生站在問號下,他沒有說話。這代表「長歌當哭」之後的寂靜。
詩的用處
總結:詩雖然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(痛苦),但能讓痛楚變成有形式、有尊嚴的存在。
正如詩人雖依然穿著一身破衣服,但他把這件破衣服(痛苦)披在身上時,衣服上的補丁卻成為了華麗的刺繡,使他能夠昂首挺胸地走在風雨中,這樣生活才能繼續下去。
Q先生的提示
「詩可以怨,但最好不要以此為藉口,天天發牢騷。」
話說完後,Q先生結束了今天的導賞。他把「怨」字摺疊起來,變成一隻紙鶴,紙鶴在窗外徘徊。他轉身去了逗貓(這是他現實生活中喜歡做的事)。
歐陽脩《梅聖俞詩集序》:
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之能窮人,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
繆塞 (Alfred de Musset):
"Les plus désespéré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, / Et j'en sais d'immortels qui sont de purs sanglots." (Alfred de Musset)
(最絕望的詩歌是最美麗的,我曉得有些不朽的篇章純粹是抽泣。)


寫作,就是把眼淚變成墨水的過程。
錢鍾書《詩可以怨》
到日本來講學,是很大膽的舉動。就算一個中國學者來講他的本國學問,他雖然不必通身是膽,也得有鬥大的膽。理由很明白簡單。日本對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卓越研究,是世界公認的;通曉日語的中國學者也滿心欽佩和虛心採用你們的成果,深知道要講一些值得向各位請教的新鮮東西,實在不是輕易的事。我是日語的文盲,面對著貴國“漢學”或“支那學”的豐富寶庫,就像一個既不懂號碼鎖、又沒有開撬工具的窮光棍,瞧著大保險箱,只好眼睜睜地發愣。但是,盲目無知往往是勇氣的源泉。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慣語,說“他發明瞭雨傘” (ha inventato l’ombrello)。據說有那麼一個窮鄉僻壤的土包子,一天在路上走,忽然下起小雨來了,他湊巧拿著一根棒和一方布,人急智生,把棒撐了布,遮住頭頂,居然到家沒有淋得像落湯雞。他自我欣賞之余,也覺得對人類作出了貢獻,應該公諸於世。他風聞城裡有一個“發明品專利局”,就興衝衝拿棍連布,趕進城去,到那局里報告和表演他的新發明。局里的職員聽他說明來意,哈哈大笑,拿出一把雨傘來,讓他看個仔細。我今天就彷彿那個上註冊局的鄉下佬,孤陋寡聞,沒見識過雨傘。不過,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點的時候,棒撐著布也還不失為自力應急的一種有效辦法。
尼采曾把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並論,說都是“痛苦使然”(Der Schmerz 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)[1]。這個家常而生動的比擬也恰恰符合中國文藝傳統里一個流行的意見:苦痛比快樂更能產生詩歌,好詩主要是不愉快、煩惱或“窮愁”的表現和發洩。這個意見在中國古代不但是詩文理論里的常談,而且成為寫作實踐里的套板。因此,我們慣見熟聞,習而相忘,沒有把它當作中國文評里的一個重要概念而提示出來。我下面也只舉一些最平常的例來說明。
《論語·陽貨》講:“詩可以興,可以觀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“怨”只是四個作用里的一個,而且是末了一個。《詩·大序》並舉“治世之音安以樂”、“亂世之音怨以怒”、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,沒有側重或傾向哪一種“音”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申說“詩言志”,也不偏不倚:“故哀樂之心感,而歌詠之聲發。”司馬遷也許是最早兩面不兼顧的人。彷彿只注意到《詩經·園有桃》的:“心之憂矣,我歌且謠。”《報任少卿書》和《史記·自序》歷數古來的大著作,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寫的,有的是貶了官寫的,有的是落了難寫的,有的是身體殘廢後寫的;一句話,都是遭貧困、疾病以至刑罰磨折的倒霉人的產物。他把《周易》打頭,《詩三百篇》收梢,總結說:“大抵聖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”還補充一句:“此人皆意有所郁結。”那就是撇開了“樂”,只強調《詩》
的“怨”或“哀”了;作《詩》者都是“有所郁結”的傷心人或不得志之士,詩歌也“大抵”是“發憤”的嘆息或呼喊了。東漢人所撰《越絕書·越絕外傳本事第一》說得更露骨:“夫人情泰而不作,……怨恨則作,猶詩人失職,怨恨憂嗟作詩也。”明末陳子龍曾引用“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”那句話,為它闡明瞭一下:“我觀於《詩》,雖頌皆刺也——時衰而思古之盛王。”(《陳忠裕全集》卷二一《詩論》)頌揚過去正表示對現在不滿,因此,《三百篇》里有些表面上的贊歌只是骨子裡的怨詩了。附帶可以一提,擁護“經義”而反對“文華”的鄭覃,苦勸唐文宗不要溺愛“章句小道”,說:“夫《詩》之雅、頌,皆下刺上所為,非上化下而作”(《舊唐書·鄭覃傳》),雖然是別有用心的讒言,而早已是“雖頌皆刺”的主張了。《公羊傳》宣公十五年“初稅畝”節里“什一行而頌聲作矣”一句下,何休的《解詁》也很耐尋味。“太平歌頌之聲,帝王之高致也。……獨言‘頌聲作’者,民以食為本也。……男女有所怨恨,相從而歌:飢者歌其食,勞者歌其事。”《傳》文明明只講“頌聲”,《解詁》補上“怨恨而歌”,已近似橫生枝節了;不僅如此,它還說一切“歌”都出於“有所怨恨”,把發端的“太平歌頌之聲”冷擱在腦後。陳子龍認為“頌”是轉彎抹角的“刺”;何休彷彿先遵照《傳》文,交代了高談空論,然後根據經驗,補充了真況實話:“太平歌頌之聲”那種“高致”只是史書上的理想或空想,而“飢者”、“勞者”的“怨恨而歌”才是生活里的真實。何、陳兩
兩說相輔相成。中國成語似乎也反映了這一點。樂府古辭《悲歌行》:“悲歌可以當泣,遠望可以當歸。”從此“長歌當哭”是常用的詞句;但是相應的“長歌當笑”那類說法卻不經見,儘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,作了《笑歌行》。笑吟吟的“吟”字不等同於“新詩改罷自長吟”的“吟”字。
司馬遷的那種意見,劉勰曾涉及一下,還用了一個巧妙的譬喻。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講到馮衍:“敬通雅好辭說,而坎壈盛世;《顯志》、《自序》亦蚌病成珠矣。”就是說他那兩篇文章是“郁結”、“發憤”的結果。劉勰淡淡帶過,語氣不像司馬遷那樣強烈,而且專說一個人,並未擴大化。“病”的苦痛或煩惱的泛指,不限於司馬遷所說“左丘失明”那種肉體上的害病,也兼及“坎壈”之類精神上的受罪,《楚辭·九辯》所說:“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。”北朝有個姓劉的人也認為困苦能夠激發才華,一口氣用了四個比喻,其中一個恰好和南朝這個姓劉人所用的相同。劉晝《劉子·激通》:“楩楠郁蹙以成縟錦之瘤,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,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,矢驚則能逾白雪之嶺,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,因激以致高遠之勢。”(參看《玉台新詠》卷一〇許瑤之《詠楠榴枕》:“端木生河側,因病遂成妍”;“榴”通“瘤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五〇引《韓子》:“水激則悍,矢激則遠”;《史記·範雎蔡澤列傳》:“太史公曰:‘然二子不困厄,惡能激乎’”;又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上章懷注引衍與陰就書:“鄙語曰:‘水不激不能破舟,矢不激不能
羽。’”)後世像蘇軾《答李端叔書》:“木有癭,石有暈,犀有通,以取妍於人,皆物之病”,無非講“仍瘁以成明文”,雖不把“蚌蛤銜珠”來比,而“木有癭”正是“楩楠成瘤”[2]。西洋人談起文學創作,取譬巧合得很。格里巴爾澤(Franz Grillparzer)說詩好比害病不作聲的貝殼動物所產生的珠子(die Perle,das Erzeugnîs des 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);福樓拜以為珠子是牡蠣生病所結成(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l’huître),作者的文筆(le style)卻是更深沈的痛苦的流露(l’écoulement d’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)[3]。海涅發問:詩之於人,是否像珠子之於可憐的牡蠣,是使它苦痛的病料(wie die Perle,dieKrankheitsstoff,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)[4]。豪斯門(A.E.Housman)說詩是一種分泌(a secretion),不管是自然的(natural)分泌,像松杉的樹脂(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),還是病態的(morbid)分泌,像牡蠣的珠子(like the pearl in the oyster)[5]。看來這個比喻很通行。大家不約而同地採用它,正因為它非常貼切“詩可以怨”、“發憤所為作”。可是,《文心雕龍》里那句話似乎歷來沒有博得應得的欣賞。司馬遷舉了一系列“發憤”的著作,有的說理,有的記事,最後把《詩三百篇》籠統都歸於“怨”,也作為一個例子。鐘嶸單就詩歌而論,對這個意思加以具體發揮。《詩品·序》里有一節話,我們一向沒有好好留心。“嘉會寄詩以親,離群托詩以怨。至於楚臣去境,漢妾辭宮;
或骨橫朔野,魂逐飛蓬;或負戈外戍,殺氣雄邊,塞客衣單,孀閨淚盡;或士有解佩出朝,一去忘反,女有揚蛾入寵,再盼傾國。凡斯種種,感蕩心靈,非陳詩何以展其義?非長歌何以騁其情?故曰:‘詩可以群,可以怨。’使窮賤易安,幽居靡悶,莫尚於詩矣!”說也奇怪,這一節差不多是鐘嶸同時人江淹那兩篇名文——《別賦》和《恨賦》——的提綱。鐘嶸不講“興”和“觀”,雖講起“群”,而所舉壓倒多數的事例是“怨”,只有“嘉會”和“入寵”兩者無可爭辯地屬於愉快或歡樂的範圍。也許“無可爭辯”四個字用得過分了。“揚蛾入寵”很可能有苦惱或“怨”的一面。譬如《全晉文》卷一三九左嬪的《離思賦》就怨恨自己“入紫廬”以後,“骨肉至親,永長辭兮!”因而“欷歔涕流”(參看《文館詞林》卷一五二她哥哥左思《悼離贈妹》:“永去骨肉,內充紫庭。……悲其生離,泣下交頸”)。《紅樓夢》第一八回里的賈妃不也感嘆“今雖富貴,骨肉分離,終無意趣”麼?同時,按照當代名劇《王昭君》的主題思想,“漢妾辭宮”絕不是“怨”,少說也算得是“群”,簡直竟是良緣“嘉會”,歡歡喜喜,到胡人那裡去“揚蛾入寵”了。但是,看《詩品》里這幾句平常話時,似乎用不著那樣深刻的眼光,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,看人看物都無須螢光檢查式的透視。《序》結尾又舉了一連串的範作,除掉失傳的篇章和泛指的題材,過半數都可以說是“怨”詩。至於《上品》里對李陵的評語:“生命不諧,聲頹身喪,使陵不遭辛苦,其文亦何能至此!”
更明白指出了劉勰所謂“蚌病成珠”,也就是後世常說的“詩必窮而後工”[6]。還有一點不容忽略。同一件東西,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,鐘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劑。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只說“舒憤”而著書作詩,目的是避免“姓名磨滅”、“文採不表於後世”,著眼於作品在作者身後起的功用,能使他死而不朽。鐘嶸說:“使窮賤易安,幽居靡悶,莫尚於詩”,強調了作品在作者生時起的功用,能使他和艱辛冷落的生涯妥協相安;換句話說,一個人潦倒愁悶,全靠“詩可以怨”,獲得了排遣、慰藉或補償。隨著後世文學體裁的孳生,這個對創作的動機和效果的解釋也從詩歌而蔓延到小說和戲劇。例如周楫《西湖二集》卷一《吳越王再世索江山》講起瞿佑寫《剪燈新話》和徐渭寫《四聲猿》:“真個哭不得,笑不得,叫不得,跳不得,你道可憐也不可憐!所以只得逢場作戲,沒緊沒要,做部小說。……發抒生平之氣,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,盡數寫將出來。滿腹不平之氣,鬱鬱無聊,借以消遣。”李漁《閒情偶寄》卷二《賓白》講自己寫劇本,說來更淋灕盡致:“予生憂患之中,處落魄之境,自幼至長,自長至老,總無一刻舒眉。惟於制曲填詞之頃,非但郁藉以舒,慍為之解,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。……未有真境之所為,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。我欲做官,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。……我欲作人間才子,即為杜甫、李白之後身。我欲娶絕代佳人,即作王嬙、西施之原配。”正像陳子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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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快樂是啞巴,痛苦是演說家
---- 眼淚是最好的墨水》
Happiness is Mute, Pain Speaks
---- Writing turns tears into ink
古典文學論叢系列 I
黃衛超 編著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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